深入解读Anthropic联创:文科生如何破局AI?附Claude国内使用指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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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才,是被低估的优势
相比 Dario,Anthropic 的另一位联合创始人 Daniela Amodei 平日深居简出,少见公开发声。
这场 47 分钟的对谈里,她难得谈起几件 Anthropic 不太对外解释的事:为什么主动暂缓发布 Mythos 模型、为什么当年选择离开 OpenAI、为什么决定不在 Claude 里放广告。
这些选择合起来,就是开篇那句话的注脚:做好事的愿望,和做得好这件事,是强相关的。
嘉宾背景
Daniela Amodei 是 Anthropic 联合创始人兼总裁。
她毕业于英文文学专业,早年关注国际发展与全球健康,曾在国会山、政治竞选和早期 Stripe 工作,2018 年加入 OpenAI。
2020 年 12 月,她与哥哥 Dario 及另外五位联合创始人共七人离开 OpenAI,并于 2021 年创立 Anthropic。
核心观点
  1. 通才路径:进入 AI 不只有写代码这一条路
Daniela 的履历完全不像 AI 行业领导者:英文文学、国际发展、国会山、竞选、Stripe,最后才到 OpenAI 和 Anthropic。她把这条路径背后的能力定义为通才:保持好奇、跨学科学习、清楚自己的比较优势。
AI 行业需要的不只是写代码的人,也需要能在不同领域之间翻译、连接、判断的人。
  1. 奔向,而非逃离:Anthropic 的创立逻辑
七位创始人当年从 OpenAI 离开不是因为冲突,而是对"AI 应该如何被构建"有一幅更清晰的愿景:"我们是在奔向某样东西,而不是在逃离。"这也是 Anthropic 选择注册为公益公司的原因。
Daniela 给所有未来联合创始人的测试很简单:让你们各自画"我们要建什么",如果一个画独角兽,另一个画鸭嘴兽,就别合伙。
  1. 彻底负责:安全是经营动作,不是口号
Anthropic 把 "AI 安全" 定义为彻底负责(radical responsibility):在问题真正出现之前,就提前想清楚技术可能如何被滥用。
最具体的压测来自 Anthropic 自家的 Mythos 模型。这是一款能力极强、客户都希望尽早交付的前沿模型,但其在网络攻击方面有显著的潜在滥用风险。
Anthropic 为此启动“玻璃之翼”计划(Project Glasswing),进行额外安全评估和修补,主动推迟发布。Daniela 把这事说得很直白,今天难的不是"要不要做安全",而是时间不够,模型能力跑得比安全评估快太多。
  1. AI 与就业:不是替代,而是工作形态的重组
Anthropic 的经济指数研究显示,AI 当下更多是互补而非替代,目前接近替代的主要是客服这类场景。
Daniela 强调,很多工作不是简单消失,而是边界会被重新划分。对擅长跨领域翻译、解释、判断的人,这种重组其实是机会。
  1. 走出硅谷气泡:全球南方对 AI 反而更乐观
硅谷的 AI 采用率是一个高度异常的样本,实际使用存在明显的人口学差异:教育、性别、种族、财富、地区都会影响采用。
全球南方(Global South,泛指亚洲、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)对 AI 的乐观度普遍高于发达国家。在资源稀缺的地区,AI 反而被看作一种可以拉平差距的力量。
  1. 认知外包:最大的风险,是人主动放弃思考
Anthropic 的 81,000 人定性访谈浮现出一条暗线:人们本可以自己思考,但因为 AI 给得太快太顺手,就直接放弃了。
这种现象在认知科学里被定义为“认知外包”(cognitive offloading),是比"刷手机式分心"更深的能力流失。
Claude 的学习模式(Learning Mode)是一种反向尝试:不直接给出答案,而是像一位导师一样引导用户重新进入思考过程。
  1. 人类能力的重新定价:解释、陪伴、判断与关系
当 AI 能承担诊断、写代码、分析这类任务后,与人共处、解释、关怀的能力反而变得更珍贵。
Daniela 以医生为例:AI 会越来越擅长诊断,但无法真正观察你、安抚你。她引用了一项医学研究发现,和医生关系融洽的病人,临床结果好于那些不喜欢自己医生的人。
医患沟通技巧(bedside manner)未来会成为衡量医生价值的核心指标。这对受过人文训练的人来说,是一个更明确的信号:那些过去被贴上"软技能"、"不够硬"标签的能力,比如倾听、共情、跨界判断、与人建立关系,正在被市场重新定价。
以下是完整逐字稿
从英文文学到 OpenAI:generalist 如何进入 AI
🙍‍♀️主持人:
你和你哥哥一起建立了世界上最重要的 AI 公司之一,但你们成长过程中并没有为此做过任何规划。你的背景是文科,你学的是英文文学,早期的职业生涯是在政治领域。能不能多讲讲,你最初的职业规划是什么?
👩‍🦳Daniela Amodei:
哦天哪。首先,你能在这里用上 "规划" 这个词,已经很客气了。我都不知道我在任何阶段是不是真的描述过自己有规划。
我觉得这其实是很多人都会有的故事,那些后来去创业的人,或者人生轨迹里走出过一些不寻常路径的人。我只是在追随当下最让我感兴趣的事,去找那个我擅长什么、我对什么感兴趣、什么能在世界上产生大影响这三者交叉的点。
对我来说,刚走出大学,顺便说一句,我是 2009 年毕业的,那不是一个特别开心的毕业年份。你那时会想:"我有一个文学学位,没什么技能,谁会雇我?" 但当时我就有一种很强的冲动,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。
我觉得这是我和 Dario 从小都有的特质。对我来说,这种冲动最初导向的是国际发展和全球健康领域的工作。
我当时想的是:怎么能让世界更公平?怎么能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食物、水和药品这些最基本的东西?
虽然这不是我现在直接在做的事,但那段早期经历给了我一个思考"如何在世界上做好事"的基础。你要怎么构建一件有意义的、有真正目的的事,毕竟你每周要在上面花 50 到 60 小时。
从那里开始是一段曲折的旅程:我去国会山工作过,做过竞选活动,然后回到了硅谷(我本身就是旧金山人),加入了一家当时谁都没听过的小公司 Stripe。我在国会山的朋友当时说:"你要离开去做什么?支付?" 现在回头看是个很好的决定,但当时这家公司大概只有 40 个人。
然后从那里事情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,我去了 OpenAI,再然后联合创办了 Anthropic。
🙍‍♀️主持人:
你跨过了不同的领域,没有被你之前学过或做过的事限制。这种心态从哪里来?是什么让你觉得,背景不必定义下一步?
👩‍🦳Daniela Amodei:
我觉得我在某种意义上真的把自己看作一个generalist(通才)。
如果你看我的背景,你会想:"这位女士到底擅长什么?" 我没有法学学位,我不是计算机科学家。但我觉得,能够保持好奇、能够跨学科学习、能够在你工作的任何领域里都坚持想要产生影响,这是一种被低估的素质。
我在 Anthropic 招聘的人身上经常看到这种品质,在我合作过的很多科技行业的优秀人才身上也是。这种人好奇、聪明、想学、想帮忙,这其实就是除了"工程师"之外,每一个岗位的核心描述。其他岗位你不会说"我要这个学位、那个学位",你要的就是这些品质。
但对我来说,这一直是兴趣和影响力驱动的。
我当时想:"我出生在美国,能获得所有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基本资源,但世界上有些人就是没有,只是因为他们出生的地方不同。我怎么能让这件事更公平?"从那里我开始觉得,我达不到我想要的影响层级,我得有些技能。
于是我去做竞选,结果发现,一小群年轻、努力、有动力的人真的可以改变世界。
后来去硅谷也不算意外。在那里你会发现,一样可以改变世界,但创业公司有更多钱,节奏也比每周 80 小时的竞选要轻松一些。
但我觉得那些核心品质就是,真正追随你的热情。因为当你在意你做的事,你自然就想付出更多,不管是出于兴趣还是某种意义感。
🙍‍♀️主持人:
你的 AI 生涯是从 2018 年加入 OpenAI 开始的,那时它还是一家很小的实验室。突然之间你身处在那些谈论神经网络、Transformer 架构和 scaling laws(缩放律)的房间里。你是怎么学会那种语言的?
👩‍🦳Daniela Amodei:
我觉得我在两个维度上都有不错的铺垫。
第一是我已经在 Stripe 待了将近六年,和很多工程师一起工作过。研究和工程当然不一样,但有一些重叠和共通。
第二是我从小就和一个非常聪明、技术导向的物理学家(也就是我哥哥,Anthropic 的联合创始人)一起长大。再加上其余五位联合创始人,他们也全部都是工程师或研究员。
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,这两段经历让我形成了一种"不要害怕技术"的心态。
它最终就是一套技能,这套技能确实很被看重,但它是任何人都可以学会的。背后的基础,那些术语和行话,刚开始确实会觉得难以招架。
但只要你愿意一直问问题,并且你身边有耐心的人(我在这方面非常幸运),你就可以一直问到自己真的搞懂了为止。
第二点是要清楚你的职责边界和别人的职责边界。研究员们能做的很多事,我可能没法做。我可能训练不了 GPT,肯定训练不了 GPT-2 或 GPT-3,但我能带去他们也做不到的东西。
所以理解你的comparative advantage(比较优势),知道你怎么融入更大的生态系统,这本身需要很多人际层面的技能。
好奇心是一种内在的特质,但也是可以训练的。这些东西加在一起,让我有能力在这种角色里做得不错。
创立 Anthropic:不是逃离,而是共同奔向一个愿景
🙍‍♀️主持人:
2020 年 12 月,你、你哥哥,还有一群同事一起离开了 OpenAI。你和 Dario 为什么决定创办 Anthropic?
👩‍🦳Daniela Amodei:
最初离开的有七个人,我和 Dario,加上五位联合创始人,之后又陆续来了一些人。对我们来说,这件事的根本就是专注在这项技术最终应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上。
我们七个人虽然各有不同,但都是非常正直的人,非常在意自己构建的东西会带来什么后果。
最终我们觉得,在一家新公司里去创造我们想看到的那种愿景,比在原来的公司里要容易得多。
我经常会被问到这个问题,所以我想说的是,我们其实是在奔向某样东西,而不是在逃离。
我们想创造一个组织,让那些对我们重要的价值观(围绕安全和责任)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前提。
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注册为公益型公司(Public Benefit Corporation)。我们花了一段时间才搞清楚“该以怎样一种形式来表达这件事”,是的,我们会是一家商业实体,我们认为 AI 会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;但用正确的方式把这件事做对,对我们来说极其重要。
这是把我们七个人团结在一起的东西。我们在 OpenAI 时都做过模型能力、安全和政策相关工作,所以在新公司里去构建这种结构会更容易。
🙍‍♀️主持人:
你不只是和哥哥一起在建 Anthropic,还有五位其他联合创始人。在场的很多人很快也要第一次选联合创始人,我们都知道这件事经常以糟糕收场。要让它成功,需要什么?
👩‍🦳Daniela Amodei:
我觉得我自己只是非常幸运,我们七个人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群体。
我想说的第一件事是,人际关系的重要程度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。
比如说,你们怎么处理冲突?我和 Dario 已经"打架然后和好" 40 年了,因为他是我哥哥,我从小就抢他的玩具。
所以我们知道怎么一起走过冲突,并且毫无疑问最后我们还会爱彼此。
至于其他几位联合创始人,我认识 Jared 大概 15 年了,认识 Chris 也 15 年了。
Tom 和 Sam 是室友,Jared 和 Sam 在斯坦福读博士时一起工作过。所以我们之间有一段很长的历史。Dario 和我之前都带过其他几位联合创始人,他们要么向我们其中一人汇报过,要么向我们两个都汇报过,多数是后者,都在 OpenAI 时期。
所以我们已经有了一个"我们知道怎么互相给反馈、怎么一起工作以及了解彼此"的现成结构。
另一件重要的事是,你必须确保自己对要做的事有非常强的共识。
如果把你和你的联合创始人锁在一个房间里,让你们各自写下或画出"我们要建的是什么",结果不该是一个人画了独角兽,另一个人画了鸭嘴兽。
那种情况就是你以为你们在做同一件事,但其实不是,这种合作通常不会有好结果。
我们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被"预选"过,我们曾经处在一个让我们都觉得"不太对劲,我们想做另一件事"的环境里,但这件"另一件事"我们已经有共识了。
所以测试方式是尽可能地去做压力测试。在创业之前,先一起去度个假,合租一个房间。如果度假回来你想的是"我超想跟你多待一段时间",那很好。
但如果你想的是"我需要再度一个假来从这次度假中缓过来",那可能选错人了。
Radical Responsibility:安全不是口号,而是经营决策
🙍‍♀️主持人:
我想回到你刚才说的一点。Anthropic 与 AI 安全的关联很深,但我想确保大家真的理解这意味着什么。当你说 "AI 安全" 的时候,你到底指的是什么?
👩‍🦳Daniela Amodei:
这是个很好的问题。这个词在过去几年里其实有点被用滥了,它在很多场合都成了一个 catch-all(万能筐)。
但对我们来说,最顶层框架就是:对我们正在研发的技术,承担一种 radical responsibility(彻底的责任)。
我们经常用社交媒体公司来类比,现在公开吐槽他们已经很流行了,所以我也来吐槽一下。
如果你回到过去,那些创建这些科技公司的人,他们并不是想着"我要创造一个青少年女孩饮食失调的流行病",那不是他们的初衷。
但他们想的是"我要优化什么指标?" 他们想建一家公司,看到爆炸性增长,那就朝着那个方向建。当时也确实没有必要做更多,因为我们从没见过这种量级的规模、这种采纳速度。
但你可以想象一下,如果能回到过去,跟那时正要开 Facebook、Instagram、Snapchat、Twitter 的人说:"如果我真的去把这项技术可能出问题的路径提前想透,想想所有意料之外的外部性是什么,然后提前去尝试避免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?"
AI 这一代算是沾了点便宜,前一代技术已经替我们试过错,我们可以说"哈哈,我们不会重蹈覆辙了",但这是巨大的特权。我们可以说"你们犯过那种错,我们这次不犯了"。
我们要很小心,要去思考,因为我们更了解这项技术,我们能不能利用对技术的理解,提前识别并避免那些可能变坏的路径?
怎么去想象一个一切都顺利的世界、也想象一个一切都失败的世界?
对我们来说,"安全"包括所有那些大事,比如阻止有人用我们的技术开发化学和生物武器,顺便说一句,AI 确实有这种潜力,也包括网络战。
我们最近因为决定搁置 Mythos 模型的发布而上了很多新闻,还有很多围绕用户健康、儿童安全、虚假信息、选举诚信等议题的工作。
这些不是我们发明的新东西,我们是站在前一代安全和安保团队的肩膀上,从过去那些最重要的科技公司里学经验,再问自己"我们如何做得更好"。
🙍‍♀️主持人:
Anthropic 是一家 AI 安全公司,但也是要产生收入的。你怎么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张力?
👩‍🦳Daniela Amodei:
这个问题我们也经常被问。我会说,这两者之间发生冲突的频率,比你想象的要低。
我们大部分收入来自企业客户,没有哪家企业是希望模型不安全的,没人会说"我希望 Claude 多产生一些幻觉",或者"如果 Claude 在你问它问题时输出有害内容就太好了"。所以直到不久前,这两件事是 100% 一致的。
安全对生意来说是好事,因为企业本来就是风险厌恶的,他们不想要那种难以预测或不靠谱的 AI 技术。
话虽如此,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——模型能力发展得太快,张力其实是关于时间的。
不是说模型不能做出惊人的事情,而是我们还没有完全理解(以后会更明显):这些风险到底有多严重?所有的风险是什么?我们怎么去减轻它们?
这有时意味着我们要做一些不寻常的动作,比如Project Glasswing。
我们当时说:"这一类新模型,发布给所有客户就太好了,他们都会想用,但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把握。
我们需要更多时间去做一些工作,让模型用起来更安全。" 这种感觉是不舒服的。对客户说这种话也不舒服,他们会说"我们都相信网络防御,但我真的想用上那个模型"。
在这种时候,我们就回到使命本身。我们说:"我们理解你们的诉求。我们也希望尽快把这项技术给到你们。
但在我们确信所有该做的修补都完成之前发布它,就是不负责任的。"
AI 如何改变工作、教育与全球采用
🙍‍♀️主持人:
我们不能否认,人们在谈及 AI 的时候,存在着大量的恐惧。担心 AI 会减少工作机会,因为对人类判断的需求会下降,你认为这种恐惧合理吗?
👩‍🦳Daniela Amodei:
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。我的看法是AI 会改变工作的种类和形态。
今天确实有些工作是因为 AI 才出现的,五年前并不存在;同时也会有一些工作,未来因为 AI 而不再存在。我们的 Economic Index(经济指数)研究,专门看人们到底在如何使用 AI 技术。
多数情况下,AI 表现为互补技能:AI 是在为工作赋能,而不是在替代工作。除了极少数情况,比如客服会被 AI 大量取代。
Anthropic 在发布的“劳动力市场受 AI 影响“报告中指出,AI 的理论覆盖能力与实际部署之间仍然相差甚远。以计算机与数学类职业为例,LLM 理论上可以影响该领域 94% 的任务,但在 Claude 的实际使用数据中,真正被覆盖的仅有 33%。办公与行政类职业的理论暴露度高达 90%,实际覆盖率同样只是一小部分。换言之,技术的大规模替代并未在当下全面发生,AI 还远未触及它的理论天花板。
👩‍🦳Daniela Amodei:
如果你以后要给 Comcast 发邮件,大概率不会再是真人回复你了,但我不知道这个(客服)跟五年前是不是真的有什么本质不同。
所以我预期未来会有一些工作,跟今天的某个工作类似但又不完全相同,我们不知道这些新形态具体长什么样。
今天讨论最多的当然是编程,软件开发者。在我参加的很多次商业会谈中,CEO 们经常会身体微微前倾、压低声音说:"我女儿在斯坦福读大二,她本来要主修 CS,是不是不该学了?"我的答案是:我们不知道。
但我猜测,软件开发者依然会存在,只是他们不会再写那么多代码。软件开发者要做的事远远多于"手放在键盘上",他们要和产品经理谈,要紧密地和客户合作。
这部分的占比会扩大,而那些更容易被 AI 完成的部分会收缩,但这会让“可能做到的事情”的边界完全不一样。
🙍‍♀️主持人:
在教育、领导力、社会层面,需要发生什么,才能让人们觉得自己准备好了、被激发了,而不只是焦虑?
👩‍🦳Daniela Amodei:
我觉得有几件事。
第一,我们要以谦逊作为起点和方向,承认我们不知道答案,但要去研究。Anthropic 一直试图做到的,就是尽可能保持彻底的透明。我们一直说:"我们没有所有问题的答案,我们确实需要研究这件事,这样才能告诉大家我们看到了什么。"
有时候人们也会公允地说:"哎,你们传递的负面信息太多了。" 我们的确说了"我们认为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",但更重要的是更早地启动这场对话,因为我们不希望大家被打个措手不及。我们发布经济指数报告就是为了告诉大家:"这是人们今天在如何使用 AI",因为我们希望大家对"我们认为这会走向哪里"有理解。
第二,我们要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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